出处：中国摄影报 发布时间：2013-06-29 阅览数：2428
摄影网站“1416教室”最新披露了两名头脑发热的“战地摄影师”的初体验。25岁的英伦小子苏尼·佩特（Sunil Patel）在伊拉克埃尔比勒一间咖啡屋上网时遇到了一个“战地摄影师”（这是那位先生自己的命名——编者注）卡洛斯。本来做志愿服务的苏尼，头脑一发热，便和卡洛斯去了利比亚，打算实现自己的战地记者梦。
此事发生在去年8月，但关于这两个倒霉小子的故事，最近才发表在一份青年杂志上。文章显示，这是一次“没头脑”的旅行，他们没有丝毫准备，在当地没有任何支援——没有地陪，没有翻译，没有资金，导致两人如无头苍蝇一样乱窜。也就几天的工夫，在目睹可怕的死亡以及遭受死亡威胁之后，苏尼的战地记者梦想就破灭了。
2011年初，利比亚的暴动升级为全面冲突，许多年轻记者和摄影师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战争最前线。当经验丰富的摄影师都付出了惨痛代价时，人们开始对战地报道的代价提出了质疑。
“新闻摄影的新经济学”之
能为战地摄影师做些什么？
摄影记者不得不争取任务
仅仅8个月中，世界各地就有34名记者遇难，其中16人殒命叙利亚。由盖帝图片社的艾丹·沙利文（Aidan Sullivan）主持的一个讨论会，就整个行业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帮助战地记者的问题进行了探讨。讨论小组成员包括Ⅶ图片社的加里·奈特（Gary Knight）、星期日时报杂志的乔恩·琼斯（Jon Jones），盖帝图片社的布伦特·斯特顿（Brent Stirton）和自由摄影师妮可·佟（Nicole Tung）等。
“我想，自从这个行业开始时，大概20世纪30年代吧，年轻的男男女女就奔赴战场，其中不少都不幸遇难，”奈特在佩皮尼昂的议会大厦面对80人的听众讲道，“奔赴战场，就不能指望你和你的队友总会毫发无损地回来。如果我们认为可以避免战争新闻和战争摄影中的风险，那就太愚蠢了。如果开始设置准入限制，或试图阻止未经培训的年轻自由职业者去战场，这既不合理也不公平。如果过去60年一直是这样做的，那么唐·麦卡林不会去战场，拉里·伯罗斯不会去战场，大部分我们所知道的战争摄影师都不会涉足任何这些地方。”
星期日时报的琼斯认为问题在于，记者如今是否比以往几十年更成为关注的目标。“当我和加里在波斯尼亚时，我没有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受关注。但在互联网时代之前进行战地采访时，大家真的并不十分清楚我们在做什么。他们不会每天看到我们的照片。我们出现，又迅速消失。所以我们并不是什么威胁。但现在，如果谷歌搜索一个人，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是谁，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，了解他们在做什么。这才是关键的变化。”正因如此，这对于记者和摄影师是更大的威胁。“如果你正在和一些人沟通，获得他们的信任并进行拍照，第二天甚至是当天晚上照片就发布了，他们就知道你在做什么了，这就是个问题。”
问题的结果是，杂志社和报社越来越不愿意派记者和摄影师进入冲突地区。奈特认为，大的机构变得更想规避风险，对需要介入其中感到越发担心。
对此，妮可表示赞同。编辑对委派人去叙利亚感到非常犹豫。编辑会说：“脱离危险之后给我们发电子邮件。出来之后我们再看你的图片。但是你在那里时，我们不能与你联系，因为有风险，不希望我们因为你发生什么事而被问责。”
琼斯说，这种情况导致年轻的摄影师无法获得任务，只因杂志社和报社拒绝为其中的风险承担责任。虽然不代表这就是对的，但这就是经济现实。“不过这并非什么新鲜事”，他补充说，“我去波斯尼亚时（上世纪90年代），没有得到任何支持。我没带一分钱去，却带回来了300英镑，第二次又带回了400英镑。这需要一些时间。但是，一开始只要迈出那一步就行。”今天，摄影记者会得到他在20年前得到的同样的答案：“很好，我不会给你分配这个任务，但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会很高兴见到你。”就这样做着做着，当年轻的摄影师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后，情形就变了。
“你基本上要自己争取任务，”奈特说，“谁也不会在你刚踏出校园就把你派到战区。他们希望看到你的成就和能力，我开始时也是这样。你只有完成得足够好，他们才有可能会给你一个任务。我刚起步的时候，不得不靠卖血挣面包钱。”
新闻行业应挺身而出
琼斯警告战地新人，在没有接受正规的培训和准备时，不应将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。“不论任何人去任何地方，都应该尽可能地做好准备。如果你去的是冲突地区，能做的就是做好准备。你必须给自己最好的机会。如果不这样，你就是在给自己增加出事的可能性。”
妮可的第一次战地经历是去年在利比亚，她的唯一准备就是一本通讯录，上面是她知道的去过该战地的人。她只身前往，在边境碰到了某组织的彼得·布卡特。布卡特是该组织的应急部门主任，邀请她跟他的团队一同前往。
“他们很照顾我。我很幸运能和这么多资深记者在一起。我向他们学习如何行动，如何工作，做哪些安全考虑。周围也有很多安全顾问，有人给了我一副铠甲并为我进行了急救速成培训。这就是我的学习曲线，一个非常幸运的学习曲线，因为有这么多的同行前辈。”然而在叙利亚，情况完全相反，身边几乎没有能提醒你“现在情况很糟糕”的资深记者。
那么，年轻和年老的摄影师在诸如利比亚和叙利亚这样的危险环境里工作，新闻行业是否应该为此做出更多的努力呢？在讨论过程中，沙利文冒出一个想法：将“射杀记者”定为“战争罪”。然而，奈特说，这将可能引发一个全新的辩论，那就是新闻工作到底包括什么。“我认为这个主意不错，但用于表示记者的词同样用于指代宣传员。我之所以提到这点，是想说新闻行业的标准是灵活的，遵照执行也十分不严谨。冲突双方都有记者支持。因此很难要求日内瓦公约去保护为战争宣传者代言的人。”
奈特认为，这个行业应该尝试制定针对本行业的通用标准，并尝试重新定义记者到底是什么。“也许我们应做的是主动掌控外界对我们的议论，并教育民众，让他们明白从事我们这种工作和其他形式新闻工作的人之间的差别。我们还应教育自己，对自身树立更高的标准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斯特顿补充道，作为一个行业，大家必须同心协力，重塑新闻行业的形象。毋庸置疑，我们的工作被低估了，我认为我们自己低估了自己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泡泡中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。我们必须强调我们工作的价值，解释没有新闻的后果。我们需要加强凝聚力。让我吃惊的是，那么多流到非政府组织的钱都直接来自于我们提供的信息。”
斯特顿表示，要真正帮助新闻业，从培养年轻摄影师到为他们提供正规保险，记者们需要把视野放到圈子之外。据悉，巴菲特给盖茨基金会400亿美元。斯特顿说：“如果有人给新闻行业10亿美元创建基金会，让战地记者有保险成为可能，情况会怎样？这个问题很值得所有人去思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