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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克摄影师简·索德克:生活从70岁才开始
出处:外滩画报  发布时间:2014-03-29  阅览数:6414

摘要: 时值中捷建交65周年之际,Lens杂志与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于3月16日至3月24日,在全摄影画廊联合举办“我所做的是纪录一生所遇的人—— 简·索德克摄影展”。 等待简·索德克(Jan Saudek)出现的时间里,我看了一会 ...

       时值中捷建交65周年之际,Lens杂志与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于3月16日至3月24日,在全摄影画廊联合举办“我所做的是纪录一生所遇的人—— 简·索德克摄影展”。
       等待简·索德克(Jan Saudek)出现的时间里,我看了一会导演兼摄影师阿道夫·兹卡(Adolf Zika)为他拍摄的纪录片。影片还原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:在布拉格栏杆剧院举行展览时,一个观众当面指责他的照片“媚俗”,说它们令人厌恶。索德克当时只是耸了耸肩,不过在那之后,他足有一个月时间不再和导演交流。“那是个令人不快的时刻,而索德克并不承认自己受到了伤害,至少不是当即承认,”阿道夫说,“随后他便停止了交流,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使拍摄重新进入轨道,我希望能在纪录片里表现出这一点,简·索德克并不是刀枪不入。”
       3 月 13 日下午,为个人影展“我所做的是记录一生所遇的人”而来到上海的索德克为中国观众做了一场演讲。演讲中,有人中途离席,正兴致勃勃地逐幅介绍自己照片的摄影师立刻注意到了。“噢,有人走了,真抱歉!想走的人,我还你们门票钱,”他自言自语道,“不对,没有门票,那我为你们的到场付钱。”接下来的几秒钟,他试图重回刚才的讲述,可是有点语无伦次,再次显示出敏感易受伤害的一面。
       不过大部分时候,这位捷克国宝级摄影师和想象中一样,表现得完全是个 79 岁的“唐璜”。当索德克通过照片回忆那些曾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女人们,并拿其中一个女儿 8 岁就已十分性感的身体开玩笑时,他的现任女友就坐在旁边。对,和去年陪他来中国的是同一个,他们在一起 9 年了。当时他们打算在中国结婚,捷克驻华大使馆甚至都按捷克传统为此准备好了总统的大幅肖像,可他却忘带了出生证。这一回,他们真的要在北京结婚了。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并因此陷入破产困境的索德克,仍然愿意尝试第四次。“人生起起伏伏,我现在正处于巅峰,”他拉着女朋友的手说,“这是我最后一个女朋友,”他马上又纠正:“不一定是最后一个。”

       索德克 1935 年出生于捷克布拉格,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卡佳(Kája Saudek)。他们的父亲是犹太人,因此整个家庭在“二战”时期成了纳粹清洗的目标,有不少亲戚死在集中营里。索德克兄弟也在位于波兰与捷克边界的集中营里待过一阵子,不过他们和父亲得以幸存。《生活》杂志是索德克最初的摄影教材,而他开始严肃地对待摄影,是受了美国摄影师爱德华·斯泰肯(Edward Steichen)《人类一家》的影响。索德克的照片很容易指认,私密、赤裸、带有挑逗意味,因此在 1989 年之前的捷克成为被禁止发表的“色情”作品。但难得的是,这些照片在如今看来没有任何不体面的感觉,“那是因为我真正在意每一个人,有些艺术家只在意钱是不是进了自己的口袋”。

       1977 年,索德克开始为照片手工着色,这个习惯延续至今并已成为他的标签。“我拍过三种照片,黑白的、棕色的和彩色的,”索德克说,“我问别人喜欢哪一种,大家都喜欢彩色的,没办法,我很想成名,可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照片应该是黑白的。”

       《生命》,1966年,当索德克听说有一个孩子降生,立刻叫上一个朋友跑到现场,想要拍下男人抱着孩子的照片。但这位朋友不懂如何抱婴儿,于是他便亲自上阵,找别人按下快门
B=《外滩画报》 S=简·索德克(Jan Saudek)
理想的男女关系是合作
B:人们说你不喜欢出国,去年你在北京待了 5 天,为什么愿意在这么短时间内再来中国?
S:很短吗?已经很久了!现在的中国是我 40 年以来的梦想,是富足之国,也是未来之国。你们生在这里很幸运,我是真心实意那么说的。不过我没有在这里拍照,我是那种在室内创作的摄影师,我女朋友会拍。
B:你现在用什么相机?
S:便宜的!就像写作一样,用什么笔不重要,我不相信照相机能创造好照片,摄影师才能,即便用破相机。
B:你已经结了 3 次婚,竟然还想结第四次?
S:这不仅和婚姻本身有关。我的孩子姓我的姓,他们的妈妈也要姓我的姓(笑)。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,这是结婚的最好理由。我还想再生一个,但是,你知道,我不能和年轻人比了,可能不会那么顺利。
B:对你来说结婚是件高兴的事?
S:我在努力高兴起来,因为我大半生都不太幸福。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 9 年了,我觉得我考验她的时间足够长了,她应该是对的人。也许不是,我不年轻了,没多少年可活。人生最好的部分是去做一件事,即便是不可能的事,而不是犹犹豫豫、瞻前顾后。
B:对你来说,什么样的男女关系是理想的?
S:合作。我女朋友是捷克《时尚芭莎》的副主编,我也有自己的事业,我们分享彼此的成就。婚姻最好是这样的伙伴关系。
B:你喜欢阿道夫为你拍的纪录片吗?
S:当然不喜欢,因为我不是个好演员,没有天分,在镜头面前表现不够好。但阿道夫是个有趣的人。
B:可你在自己的相机面前表现不错。
S:也不是。有趣的是,我其实不会摆 pose,我在自己的相机面前最后一次摆 Pose 大概是 10 年前。我只是想省下请模特的钱,把钱拿去养我的孩子。男模特无所谓,丑点也没关系。
B:有一张很有趣的照片,你亲吻你的双胞胎哥哥,可是看起来像是你自己在亲吻自己。
S:这是 20 年前拍的。那段时间我巴黎画廊的管理者是个同性恋,我想拍一张讨好他的照片!我觉得拍得不错。我大概是右边这个,记不得了,我们都很丑,但是很强壮。我们很相似,都没什么天赋,但我们就像运动员,有实现目标的坚强意志。很多年以后,我们才有了一点价值。因为人们习惯了我的创作,人们想要的是他们熟悉的东西。
B:据说在捷克,你的照片印成的明信片很受欢迎,仅次于印有毕加索画的那些。
S: 哈哈,这听起来不错,但事实不是这样的。我的摄影作品并不总是销售得这么顺利。去年我去了俄罗斯,那里宗教氛围很浓,可能我的一些作品被视为反宗教的,所以不受欢迎。中国是一个更开放、更包容的地方,虽然我很喜欢俄罗斯,但中国更适合我。

总是试图让别人觉得很开心的简·索德克
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宇宙之主
B: 在阿道夫的纪录片里,有一幕是你回到了以前住过的布拉格郊区的地下室,是真的那间吗?
S: 第一次婚姻结束后我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,我的妻子把我赶了出来,说我是混蛋,让我下地狱。于是我去了地狱。我发现自己不能再惨了,穷困潦倒,尽管试图慢慢从那样的处境中挣脱出来,还是不得不在那里待了 7 年。不过这段日子对我的人生很重要,我发现了人性,意识到自己不是宇宙之王,也学会了谦虚。纪录片是大概 5 年前拍的,以后我也许不会再去那个地下室了,人应该向前走,不是往回看,尽管我们总是忍不住往回看。你读过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吗?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,后来读了一遍又一遍。在结尾,菲茨杰拉德写道:“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,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。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,逆流向上的小舟,不停地倒退,进入过去。”毫无疑问,菲茨杰拉德是一个伟大的作家。
B:你在盖茨比身上找到了共鸣?
S:盖茨比是一个象征,非常美国,但我怀着极大的愉悦读了很多遍。相比之下,菲茨杰拉德的另一部作品《夜色温柔》,更像是我的故事。一个名医,人生不断下滑,最后沦落到一个无名小镇做了无名医生。是个好故事。尤其如果你记得那一幕,医生没有经过训练,却试图玩那个在狭窄的滑水板上举人的把戏,结果失败了。这是一个你突然失去力量的瞬间,对此我也略知一二。
B:除了你自己、女人、小孩和狗,你的妈妈也当过你的模特,她喜欢你的拍摄方式吗?
S:很奇怪,我仍然清楚记得当时的感受。有些美国摄影师拍摄母亲第一次给孩子喂食的肖像,我讨厌那种照片。最初我是想拍我妈妈的裸体,在她去世前,她很愿意做我的模特,那时她和我现在一样年纪。她问我,我应该脱光吗?我突然说,不要。我突然没勇气让她那么做,我也并不遗憾,事实上我不想她在那个年纪还赤裸裸地面对照相机。她没穿衣服,但是披着披肩。尽管如此,我认为我还是拍了一张非常好的照片。
B:你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破掉的可口可乐瓶的特写,你开玩笑说这代表拒绝美国文化的影响,但实际上,在对你产生影响的摄影师里有很多美国人,比如爱德华·斯泰肯、尤金·史密斯等等。
S:尤金·史密斯对我很重要,他拍了不少充满人性的照片,因为他有孩子。我猜,如果你有孩子,你看世界的眼光就改变了。但不是只有美国人对我产生影响。美国在 60 年代代表了全新的精神,就像中国现在一样。我接受所有文化的影响,可能最重要的是俄国的音乐、文学,穆索尔斯基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。我现在还在读莫言的小说,他是一个好作家。一个人总是被其他人影响,如果你不和别人一起生活,你就什么都不知道,我很高兴自己生活在人群之中。
B:你提起过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正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男人,旁边有两个跳起来的女人。
S:那完全是个玩笑。在捷克有一幅很有名的现代油画叫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盘》。我想创造一个我自己的版本。我扮演的那个男人读得太认真,以至于完全没注意到两个美女在他旁边飞了起来,所有东西都飞了起来。我想那是一张有趣的照片,黑色幽默。

《噢,那些美妙的B姐妹》


我要拍摄永恒的照片
B:人们很难看出你的照片拍摄于什么年代……
S:真正的原因是,50 年前的捷克,极权统治太严苛了,如果你拍裸照,会被认为是色情,秘密警察会来调查你。有一次他们问我,这些照片是谁拍的,我说是我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拍的。不知道他们信了没有,反正他们放我走了。从那以后我开始创造出现在的风格,我要拍摄永恒的照片。
B:这是不是也说明,那么多年以来,你的摄影观念其实没有改变过?
S:没有。我不想改变,我一辈子只想唱一首歌,直到终点。我不想改变是因为真正的改变不可能发生,你必须是你,不能因为潮流而变成别人。我不想改变风格,变成抽象的、摆弄装置的,弄一些沙子来,说这代表时间,真做作,我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。甚至墙上的灭火器可以成为艺术。如果你告诉人们,这是伟大的艺术,他们就会相信,即便他们不理解也喜欢。
B:你对遭遇新的人以及在照片中表现不同的关系还是充满热情吗?
S:是的。就在上个礼拜,我决定要拍摄一幅这样的照片,两个模特既是母女,同时可能是媒婆和她的“受害者”,我对这种微妙的关系很感兴趣。我希望我的照片像硬币一样,有两面。
B:会不会有粉丝直接跑到你面前说,请拍我吧?
S:首先,我从来不接电话,不听手机,也不给外人开门。因为人们找到我,不是给我带来什么,而是向我索取,比如要照片或签名。有时候,通过邮件沟通,我同意人们过来拍照,但我不签合约,基本上是免费的。
B:尽管你可能已经对类似“作为捷克人”、“作为犹太人”这样的问题很不耐烦了,不过你确实和我们印象里沉重、苦难的捷克人很不一样,比如前总统、剧作家哈维尔。你总是试图让别人觉得你很开心,你真的已经忘掉过去了吗?
S:哈维尔算是我的朋友,多年前我们爱过同一个女人。他比我年轻,可惜他已经去世了。当然,我掩饰了一些东西。我喜欢娱乐大家,在捷克,如果人们请我上电视,我不想说:“生活太艰难了,世界充满痛苦,我是多么忧心啊!”我想说:“哦,生活从 70 岁才开始,生活太美好了,身边有那么多美女。”用我战争时期的痛苦童年来烦你们有什么意思呢?那一点也不好玩。我记得很多好的事情,我第一个孩子出生,我最小的孩子出生,我的女朋友们,和昨天晚上喝的威士忌。生命并不丑陋,也不易逝,生命甜美而悠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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